清虚馆者，梁天监中京兆杜昙永于庐陵玉笥山建之以栖遁，而萧侍中子云景乔裔孙律守虔州，重刻兹记，而书其后。引《玉笥山实录》，以为景乔自岭南使还，登此山，师昙永而道成，上帝赐之玉册，以为元洲长史，治郁木福庭，举族八十二人皆仙去。又于碑书景乔之官，乃曰「黄门侍郎、太子司徒左长史」。按梁初，景乔自太子舍人移丹扬郡丞，出为临川内史，还除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国子祭酒，又出为东阳太守。太清元年，复为侍中及祭酒。三年，宫城失守，奔晋陵，喂卒于显云寺僧房，年六十有三。与《玉笥山录》所载乖异。亦犹汉史书淮南王安自杀，而仙史谓其尽室上宾者同也。然方外之事，固不可以常理测。景乔仙去之事，道家书载之甚著，唐世亦有遇之于兹山者。第恐其喂卒晋陵，道家所谓解化，犹托剑验火之类也。至于《山录》称其尝使岭南，及为黄门侍郎、太子司徒长史则误。盖考之于传，景乔第尝为太子舍人、为侍中、为临川、为东阳，未始位黄门及长史，并使岭表也。然予尝见子云启事梁武，称「侍中、南徐州刺史臣子云」，而传亦不书其刺南徐，则史家容有舛漏。但太子官属初无长史，乃见碑所题之谬也。景乔文词虽六朝骈俪体，故自清靡可喜，要不失为佳文。至律所刻《玉笥上清宫碑》，题云「杜昙永撰」，则词格浅俚，与景乔所制不侔，然亦非当时语，殆唐末五代人所为，假托杜君耳。《清虚碑》但云杜君为豫章王左常侍耳，而《上清碑》末题云天监十五年立，至题杜君之官，则云「礼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」，其不稽古甚矣。若律者，其陋至此，得无愧厥祖乎！独其能传景乔之文于石，及立祠室为可取。又所题碑后，词致凡近弗伦，予颇为删易，并录二碑及《南史》景乔传，并寘右方，使观者有考焉。第律重刻《清虚碑》，字甚恶，故但录其文耳。古楼观之观乃谓之观，而道家居皆目以馆，若宋崇虚馆、梁朱阳馆（为陶隐居置。）之类甚众。至近古乃以馆为观，盖亦取仙人楼居之义。因辨此碑，聊识于后。政和六年，岁在丙申，九月二十一日，云林子黄某长睿父书。

述夫大慈广运，遍沙界以无穷；直教恒光，佛石劫而靡尽（下缺约二十四五字。）。崇夫释因，萃为世福。因不崇，何以萃（缺约六字）可□□因□□因成□报之道昭著（下缺）。聚沙（缺约五字）幢之果冀□□□□□□□王风。苟无所兴，曷以致敬？则我恒阳剧邑，曰元氏焉，本于县西北故城是也。自隋初移建于斯，乃汉明帝降圣（缺约十七字）雍（缺约八字）繁山川□□恒为门之险要。□□□□之山（缺约二十字）为先□□过。我圣上御宇之四载也，华夷无事，宇宙廓清，凡居戴履之乡，尽咏禹汤之化。恩均赤子，念及疲民。内则命台辅以经邦，外则委县侯而分阃。则我府主侍中□□□明寄，控压□门，运经文纬武之谋，布□□康时之化。复遇巡检洺州太傅，仰承帝命，巡警数州。致河朔无侵掠之虞，遐迩有慑威之惧。农桑无□废（缺约五字）。自荷吾皇覆育之恩，君人抚安之惠，每于抡选，别挂宸衷，爰命相庭，慎求良宰。今我县□长员外，惟□斯任矣。下车之后，布政日新，凋弊悉除，室家相庆，尚淹展骥，荐委驱鸡。镇主仆射，夙著勋声，迥推忠节，□赞甘棠之化，委□细柳之权。判官评事，却桂芳名，谢兰香国，暂鸾栖以淹望，即鹏翥以高翔。然有邑会□□□□州司马彭城刘公，高门盛当路，名□蕴重洪。惟□□□□□邑首皇甫押衙等，素扬时誉，宿植善因，遇圣事以皆兴，慕良缘而每切。乃相谓曰：「幸遇逢明代，各□用苏，满□宣乐业之谣，四境绝防寇之患，得不崇于妙果，上答鸿恩」？乃结邑众王行及等所集净财，持建最胜宝幢一□□乃众（缺约廿字）营□命良工□□琰，尽追琢镌雕之妙，睹峞峨耸峭之功。势戛青霄，莲擎金地。刊贝多之秘典，永庆人天；光无量之良因，恒资国祚。取建隆四年，岁次大渊献，四月八日立于寺之中庭。时也瑞彩凝空，慈云覆润，观者如堵，集士庶（缺约廿一二字）相□睹奇绝功。当寺徵乎始置，乃大魏时末移县之所建也，迄今七百馀祀耳。基构广袤，殿宇丽严。摇古木之清风，□经寒暑；俨金容于满月，久荫城隍。兼自腾并寺院之时，以古昔奉敕之兴建，寻（下约缺廿七八字）谈高感□方之信□罢颐望重。今以圣缘□就，庶绩已成，苟无述焉，何旌悠久？鄙不材，见命属词，惭亏一字之褒，罔究三乘之妙，聊编实录，乃作赞云：

释梵之先，莫可称焉。理分不二，被妙（缺约廿八字）爰有邑众，喜遇明时。上感德化，普及蒸黎。烟尘自息，风雨不迷。歌恩颂政，众恳陈规。是于箫寺，欲结良因。乃命匠巧，旁□贞珉。雕镌秘典，□列圣真。宝幢高耸，戛汉偃云。冀将妙果，恒奉嘉祥。雄藩永固，凤阙遐昌。□□□□，齐日月光。万人瞻仰，福阴无疆。寺主之德，法门英髦。共集圣事，罔单劬劳。启菩提路，破烦恼刀。同登彼岸，法海滔滔。众功美绩，今已周圆。永光玉篆，长播金言。赞称数邑，虔奉千门。擎空踊地，不崩不褰。

登仕郎、试大理司直、兼监察御史、前永平县令晁，西山巡检都指挥使、推诚翊戴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傅、使持节洺州诸军事，洺州刺史、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太原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郭进，朝散郎、试大理评事、守海州□□县令龚□□，郓州观察判官鲁咸□，前摄□州别驾刘□，朝散大夫、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、行令兼殿中侍御史孔璘，随使押衙、镇使兼知税王迪，承务郎、守主簿鲁咸一，承务郎、守县尉司徒諴，节度押衙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、云骑尉、副镇兼知□张□咸，节度衙前虞候、充知城安处谦，城隍都维那、前渠州司马刘鹄，副维那、前摄武州长史皇甫瑶，前镇使靳令遵，前深州军事衙推张筠，洺州元从押衙、亲都、前镇使刘密，前高邑镇使、勾当酒曲王从正，前镇判官王延翰，洺州元从押衙、勾当酒曲段希琏，押衙门玫、前摄赵州别驾赵胤，乡贡三《礼》范潜、张立、王师太、张益、霍琼、田彦符、王立、曹君庆、王昌嗣、毕进、王隐、梅延嗣、顼□、刘廷嗣、田处□、杨知柔、胡贵、刘恕、赵万、段审、赵庠、毕忠、田超、董赟、安召、焦俨、许珣、王文遇、郑进、高进、姚演、伊延嗣、董殷、王温、王知集、宋斌、□温、李贺、刘祚、刘琼、董知前，名摄冀州长史霍琼。

《高氏小史》：名峻，一作崚。

《山海经》：「侍中秀领校」，秀即刘歆也。

《丹元子步天歌》：此但记列星所在，并其象数，使人易识耳，非占说也。

《黄庭经》：此特梁丘子注尔。

张万福，唐人，有传。《总目》云：不详何代人。

《步虚洞章》：《总目》云「不详何代人」。修静，东晋道士，隐庐山。

《葛仙公序》：葛洪，此恐是葛玄。

《玄纲论》：此前已有所谓《真纲论》，即此，盖避圣祖名。

《三茅君内传》：云「唐李遵撰」，遵非唐人。

《德山集》：「德山不详何人」。德山在朗州，盖宣鉴禅师，乃唐僖宗朝人。此云不知何人，疏缪如此。

《破胡集》：后云「释氏兴于西域，自汉末始流于中国」，非汉末。

《文选》：案李善注在五臣前，此云「因五臣而自为注」，非是。

《中书省试题咏诗》：若集中纯载诗，即不可谓之诗笔。

《丹阳集》：已见总集，此重出。

《郦炎集》：当在前。

蔡融、来鹏皆唐人，见《丹阳集》。

维熙宁八年岁次乙卯某月日，具位范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故司徒、侍中、赠尚书令、魏国韩公之灵。唯公量包宇宙，诚贯金石。伊、吕兼材，渊、骞比德。降精星辰，瑞我王国。在茂业与元勋，信辉今而映昔。仁祖梦卜，公秉钧轴。志扶社稷，誓忘家族。圣嗣勃兴，皇图再续。建万世不拔之基，为四海无穷之福。非天下之至明，则孰定计之神速！若夫三纪弼亮，两朝顾嘱。智周虑远，仁深义笃。以名教为己任，俾多士之诚服。功盖天下，而冲退不居；贵极公相，而谦卑自牧。罄竹帛以难纪，讵笔舌之能录！薨于昼锦，赠典繁缛。祠于大烝，盛美完足。浃遗爱于华夷，痛云亡于比屋。昔我先君，志同体均。出处并命，六偕丝纶。金兰之契，虽古罕伦。矧伊不肖，辱视犹子。推挽保全，教诲饮食。闻一善则喜见颜色，悯获罪而忧形叹喟。渗骨沦肌，恩深莫计。念初违离，八年于兹。移官钜鹿，瞻拜有涯。中途改辕，志愿复违。守官之邈，神魂坐驰。岂图承讣，毕世长辞！惊呼沈痛，不特以私。为朝廷惜，与苍生悲。生不能奉教于朝夕，没不获尽哀于寝闱。徒侑奠以空言，我公知乎不知？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内殿承制、閤门祗候卫君，以治平四年八月某日终于蔡州遂平县之私第，以熙宁二年八月甲子葬于县之龙泉乡。时诸孤皆幼，弗克铭诸圹。至熙宁乙卯，请文于予，将表于墓道。予少识君，义不得辞，且以展予知君之意焉。君讳某，字希道，其先河东解梁人，姓出卫康叔之后。曾祖讳秘，祖讳约，五代之乱，皆避世不仕。父讳密，以君登朝，赠左清道率府率。君少孤，从母夫人再适吴氏。夫人乃章惠太后之从母，太后召见君，补三班借职、监饶州盐务。时先文正公守饶州，君与判官宣城施元长、军事推官彭城刘牧、司法参军建阳张谟并为宾僚，陪先公文酒之乐，而君与刘牧襟韵最为洒落，先公爱而语人曰：「此子远器也」！不以后生小官待之。迁右班殿直，召试弓马，以挽强转左班殿直。再迁右侍禁，徙万州驻泊捉贼，复徙夔州峡口关兵马监押，又改高阳关。先公入政府，荐君知定州无极县。再与大臣同荐，召见，权閤门祗候、益州路走马承受。还朝，勾当京东排岸司，移江南东路拨发纲运。时大商巨舰载禁物，为所获，君止命沈其货，而释其人，曰：「吾不忍黥汝以要赏」。舟卒六十馀人习妖术，君得其罪首送所部，诖误者皆削其名，其仁厚多此类也。移德顺军静边寨主。君以太平怀远，宜兴文教，于是度西堞之外为孔子祠，设屋立师，课居人子弟，讲诵于其间，后有应进士者。此边塞昔所无，由君而有也。用经略使荐，移镇戎军西路都巡检使。会镇戎军有小警，以君为前锋，戎人闻君名，相语曰：「此前静边戎将也，未尝侵我曹，今不当战」。遂引退。移京西北路驻泊都监，又移定州路，假礼宾使，价傅公钦之使契丹。陛辞日，英皇以君目疾，命所过郡勿强其酒，其被眷如此。出疆专对，皆尊朝廷，又能推其善于使。迁真定路钤辖，请归葬其先，葬毕，而君亦殁矣，享年五十有七。君为人疏财好施，善与人交，所居官必有能称，故多得当世贤公卿之所推挽。如故侍中贾文元公、司徒富韩公、枢密使田公、参知政事唐公、少师赵公，今太保、侍中潞国文公，皆其人也。娶张氏，先君几年而卒。再娶张氏，封永安县君。七男：长之美，早卒；次之纯，奉礼郎；次之劭，次之方，次之奇，次之彦，次之深，皆举进士。女三人：长适进士王加，次适供奉官梁康叟，次适进士司可及。孙男七人，并幼。孙女七人，长适进士黄好古。铭曰：

侯起于微，以才自彰。位不究蕴，中寿而亡。侯则命矣，后嗣其昌。将谂万祀，勒此名章。

晋中兴，称王谢，一导而二安石，皆以不能恢复中原责之。窃以为过矣。当典午不竞以来，士大夫慷慨立事，志远而才短，否则清谈高视，漫不以世务介意。有人焉如导、安沉浮委折于群儿角逐之内，焉得不贤？然自王敦、桓温之徒，扰乱王室，其来也如归，其去也如寄。敦不病笃，导不敢称其死；温不病笃，安不敢缓其篡。江左之不亡幸耳，乃欲责之擒刘曜，枭石勒，醢苻坚，而轘姚苌，无乃过耶？按导以识量清远之资，识元帝于潜龙未用之时。在洛阳则劝其归藩，镇建业则劝其兴复。患难未除，则讨陈敏馀党以振起之；士论未归，则引名贤骑从以厌服之。勠力王室，不肯作楚囚对泣。去非急之务，行清静之政，置谏鼓，立谤木，使晋氏偏有东南，称制者十有一帝。导身相三君，每见亲任辅佐，中兴之功不可掩也。安神识沉敏，风韵调畅，渔弋山水而不以为遁，禁锢终身而不以为困。一旦居公辅之寄，任弼谐之责，镇以和静，御以长算，不存小察，宏以大理。戒秦任商鞅之弊，沮桓冲勤王之师。身退广陵，志在东山。安之出处本末，指不多屈。论中兴而数导、安，诚不为过。然尝怪导以得君行志之秋，委以大义灭亲之事，逆臣王敦近在门内，不以杀管、蔡之例为比，又从而纵臾之。导之踪迹，不可以缕数也。敦之举兵内向也，专以刘隗、刁协为名。人徒知隗、协二子与敦不相好耳。考其本末，则导初相元帝，亲近无二。及刘隗用事，渐见疏远。协崇上抑下，为王氏所嫉。敦既作逆，隗又请诛王氏。导之切齿二子，非特一日。则举兵而诛隗、协，不可谓非导之意矣。敦之录尚书事也，召周顗、戴渊问之，畏其人望，犹欲使为公辅。顗尝极力救导，导不知，故敦三问于导，而导皆不答。欲杀顗而滥及于渊，久乃自悔。则无罪而诛顗、渊，不可谓非导谋矣。温峤、陈敦逆状，敦深恨之，移书于导，以为太真别来几日，已作如此等事。明帝在东宫，敦欲废之，问及百官，声色俱厉。逆折奸谋，惟温峤一人耳。导与峤孰亲于敦，不闻有所正救。设使无故而废太子，导得以辞其责哉？此犹可也。王彬、王舒皆王氏之党也，彬尝数敦之罪，祸及门户，导实在坐，反欲使彬谢过。王含、王应既败，舒使人迎而沉之。自刺史而累迁，不过为会稽内史，封爵且不及焉，导之不乐于敦败明矣。夺祖逖之事权，谁实为之？知刘琨之死而不问，谁实纵之？以中兴风鉴自任，使天下之有志者皆不得志。导固本无反谋，而心之所欲，每与王敦、苏峻合。大抵导之遇事，往往多其私意，望其公正耿介，断不可得。是以明帝在殡，嗣皇未立，群臣议进玺于成帝，导受顾命，乃独以疾不至。其后舆疾而来，则卞壸实迫之也。成帝之逼迁石头，导实失其故节。其后遣人取之，曾无赧容，则陶侃实讥之也。郭默贼杀刘胤，导即以豫州赏之。其后斩默父子，始服公论，则陶侃实专之也。庾亮以帝舅执朝柄，趋势者多归之。导既不平，每有「元规尘污人」之叹。则苏峻之攻庾亮，知中朝之有隙也。亮之不为刘隗、刁协，适不与导谋耳。成帝每幸导宅，下车先拜，又拜其妇曹氏，受之不疑。侍中孔恒密表其非，可以愧矣。导闻之乃曰：「王茂弘驽疴耳，若卞望之之岩岩，刁玄亮之察察，戴若思之峰岠，当敢尔耶」？则卞壸之死于先锋，亦导之所不与也。孔恒之不为卞壸，适未有隙耳。元帝以敦、导、顗、协、渊为腹心，明帝以导、亮受遗诏，不杀不逐，导意不止。导为累朝大臣，官至司徒、丞相、太傅，权至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假黄钺，爵至郡公，号至仲父，其他如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给班剑鼓吹羽葆，皆非人臣所常得。坐视贼臣犯阙至再三，遂至蒙尘天子，陵辱妃后，其初始于争权，而其后乃至于党亲。苏峻之后，以为天下莫己若矣。每发一言，举坐莫不赞美，喜同恶异，不恤国事，文中子之所谓敬犹有遗论焉。谢安以简得名，故迹之着于外者犹有限。其望尘而拜温也，人或以为怯矣。其以壁后置人而却温也，人或以为勇矣。得捷书而不动声色，人或以为静。过户限而不觉折屐，人或以为躁。大要仕进之心，始于桓温之辟召；却敌之谋，亦出于玄琰之尝试。挟恩威则易掣肘，决胜败则难肆志也。王彪之之沮新宫也，得其道矣，安辞屈而犹或为之，不可谓服义。武帝之立精舍于殿内也，失其道矣，安坐视而不能止之，不可谓守正。然方之于导，犹在可贷。导之才实过于安，而其事之着见乃复若此。士大夫适遭其逢，固有幸不幸者。苟不出于己私，而以公道行之，始可以论幸不幸矣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臧报侍中相知，忿俗儒淫辞冒义，有意欲校乱反正，由来久矣。然雅达博通，不世而出，流学守株，比肩皆是，众口非非，正将焉立、每独念至此，夙夜反侧，诚惧仁弟道非信于世，而以独知为愆也。人之所欲天必从，旧章潜于壁室，正于纷扰之际，欻尔而见，俗儒结舌，古训复申。岂非圣祖之灵，欲令仁弟赞明其道以阐其业者哉！旦曩虽为今学，亦多所不信，唯闻《尚书》二十八篇，取象二十八宿，谓为至然也。《河图》古文，乃自百篇邪？如《尧典》，说者以为尧舜同道，弟素常以为杂有《舜典》。今果如所论。及成王道雷风，周公信自在，俗儒群驱，狗吠雷同，不得其仿佛，恶能明圣道之真乎？知以今雠古之隶篆，推科斗，已定五十馀篇，并为之《传》云。其馀错乱文字，摩灭不可分了，欲垂待后贤，诚合先君阙疑之义。顾惟世移，名制改变，文体义类，转益难知，以弟博洽温敏，既善推理，又习其书，而犹尚绝意，莫肯垂留三思，纵使来世亦有笃古硕儒，其若斯何？呜呼惜哉！先王遗典，缺而不补，圣祖之业，分半而泯。后之君子，将焉取法？假令颜、闵不殁，游、夏更生，其岂然乎！不得已已，贵复申之（《孔丛子·连丛》上）。

《孝经》者何也？孝者，人之高行，经，常也。自有天地人民以来，而孝道著矣。上有明王，则大化滂流，充塞六合。若其无也，则斯道灭息。当吾先君孔子之世，周失其柄，诸侯力争，道德既隐，礼谊又废。至乃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乱逆无纪，莫之能正。是以夫子每于闲居而叹述古之孝道也。夫子敷先王之教于鲁之洙泗，门徒三千，而达者七十有二也。贯首弟子颜回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性也，至孝之自然，皆不待论而寤者也。其馀则悱悱愤愤，若存若亡。唯曾参躬行匹夫之孝，而未达天子诸侯以下扬名显亲之事，因侍坐而咨问焉，故夫子告其谊。于是曾子喟然知孝之为大也，遂集而录之，名曰《孝经》，与《五经》并行于世。逮乎六国，学校衰废；及秦始皇焚书坑儒，《孝经》由是绝而不传也。至汉兴，建元之和，河间王得而献之，凡十八章，文字多误，博士颇以教授。后鲁恭王使人坏夫子讲堂，于壁中石函得《古文孝经》二十二章，载在竹牒，其长尺有二寸，字科斗形。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，献之天子。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从隶字写之，还子惠一通。以一通赐所幸侍中霍光，光甚好之，言为口实。时王公贵人咸神秘焉，比于禁方。天下竞欲求学，莫能得者。每使者至鲁，辄以人事请索。或好事者募以钱帛，用相问遗。鲁吏有至帝都者，无不赍持以为行路之资。故《古文孝经》初出于孔氏，而今文十八章，诸儒各任意巧说，分为数家之谊。浅学者以当六经，其大，车载不胜，反云孔氏无《古文孝经》，欲蒙时人。度其为说，诬亦甚矣。吾湣其如此，发愤精思，为之训传。悉载本文，万有馀言，朱以发经，墨以起传，庶后学者睹正谊之有在也。今中秘书皆以鲁三老所献古文为正，河间王所上虽多误，然以先出之故，诸国往往有之。汉先帝发诏称其辞者，皆言「传曰」，其实《今文孝经》也。昔吾逮从伏生论《古文尚书》谊，时学士会云出叔孙氏之门，自道知《孝经》有师法。其说「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」，谓为天子用乐，省万邦之风，以知其盛衰。衰则移之以贞盛之教，淫则移之以贞固之风，皆以乐声知之，知则移之，故云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」也。又师旷云：「吾骤歌南风，多死声，楚必无功」。即其类也。且曰：「庶民之愚，安能识音，而可以乐移之乎」？当时众人佥以为善。吾嫌其说迂，然无以难之。后推寻其意，殊不得尔也。子游为武城宰，作弦歌以化民。武城之下邑，而犹化之以乐，故《传》曰：夫乐以关山川之风，以曜德于广远，风德以广之，风物以听之，修诗以咏之，修礼以节之。又曰：「用之邦国焉，用之乡人焉」。此非唯天子用乐明矣。夫云集而龙兴，虎啸而风起，物之相感，有自然者，不可谓毋也。胡笳吟动，马蹀而悲；黄老之弹，婴儿起舞。庶民之愚，愈于胡马与婴儿也。何为不可以乐化之？经又云：「敬其父则子说，敬其君则臣说，而说者以为各自敬其为君父之道，臣子乃说也」。余谓不然，君虽不君，臣不可以不臣；父虽不父，子不可以不子。若君父不敬其为君父之道，则臣子便可以忿之邪？此说不通矣。吾为传，皆弗之从焉也（《古文孝经》日本国本）。

丞相臣敞、大司马大将军臣光、车骑将军臣安世、度辽将军臣明友、前将军臣增、后将军臣充国、御史大夫臣谊、宜春侯臣谭、当涂侯臣圣、随桃侯臣昌乐，杜侯臣屠耆堂、太仆臣延年、太常臣昌、大司农臣延年、宗正臣德、少府臣乐成、廷尉臣光、执金吾臣延寿、大鸿胪臣贤、左冯翊臣广明、右扶风臣德、长信少府臣嘉、典属国臣武、京辅都尉臣广汉、司隶校尉臣辟兵、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、臣畸、臣吉、臣赐、臣管、臣胜、臣梁、臣长幸、臣夏侯胜、大中大夫臣德、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：臣敞等顿首死罪。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壹海内者，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。孝昭皇帝早弃天下，亡嗣，臣敞等议，礼曰「为人后者为之子也」，昌邑王宜嗣后，遣宗正、大鸿胪、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。服斩缞，亡悲哀之心，废礼谊，居道上不素食，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，内所居传舍，始至谒见，立为皇太子，常私买鸡豚以食。受皇帝信玺、行玺大行前，就次发玺不封。从官更持节，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馀人，常与居禁闼内敖戏。自之符玺取节十六，朝暮临，令从官更持节从。为书曰「皇帝问侍中君卿：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，赐君卿取十妻」。大行在前殿，发乐府乐器，引内昌邑乐人，击鼓歌吹作俳倡。会下还，上前殿，击钟磬，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，鼓吹歌舞，悉奏众乐。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，祀已，与从官饮啖。驾法驾，皮轩鸾旗，驱驰北宫、桂宫，弄彘斗虎。召皇太后御小马车，使官奴骑乘，游戏掖庭中。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，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。

取诸侯王、列侯、二千石绶及墨绶、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。变易节上黄旄以赤。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，赏赐所与游戏者。与从官宫奴夜饮，湛沔于酒。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。食监奏未释服，未可御故食，复召太官趣具，无关食监。太官不敢具，即使从官出买鸡豚，诏殿门内，以为常。独夜设九宾温室，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。祖宗庙祠未举，为玺书使使者持节，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，称嗣子皇帝。受玺以来二十七日，使者旁午，持节诏诸官署征发，凡千一百二十七事。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，使人簿责胜，缚嘉系狱。荒淫迷惑，失帝王礼谊，乱汉制度。臣敞等数进谏，不变更，日以益甚，恐危社稷，天下不安。

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、臣隽舍、臣德、臣虞舍、臣射、臣仓议，皆曰：「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，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，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，行淫辟不轨。《诗》云『籍曰未知，亦既抱子』。五辟之属，莫大不孝。周襄王不能事母，《春秋》曰『天王出居于郑』，繇不孝出之，绝之于天下也。宗庙重于君，陛下未见命高庙，不可以承天序，奉祖宗庙，子万姓，当废」。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、宗正臣德、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，告祠高庙。臣敞等昧死以闻（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：光与群臣连名奏王，尚书令读奏，太后诏曰「可」。）。

曲阳侯根宗重身尊，三世据权，五将秉政，天下辐凑自效。根行贪邪，臧累钜万，纵横恣意，大治室第，第中起土山，立两市，殿上赤墀，户青琐，游观射猎，使奴从者被甲持弓弩，陈为步兵；止宿离宫，水衡共张，发民治道，百姓苦其役。内怀奸邪，欲管朝政，推亲近吏主簿张业以为尚书，蔽上壅下，内塞王路，外交藩臣，骄奢僭上，坏乱制度。案根骨肉至亲，社稷大臣，先帝弃天下，根下悲哀思慕，山陵未成，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、王飞君等，置酒歌舞，捐忘先帝厚恩，背臣子义。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亲继父为列侯侍中，不思报厚恩，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，皆无人臣礼，大不敬不道（《汉书·元后传》）。

朕微眇时，御史大夫丙吉、中郎将史曾、史玄、长乐卫尉许舜、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，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，修文学经术，恩惠卓异，厥功茂焉。《诗》不云乎，「无德不报」。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（《张安世传》作《诗》云「无言不雠，无德不报，」其封贺子侍中关内侯彭祖。）为阳都侯，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。吉、曾、玄、舜、延寿皆为列侯。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，尝有阿保之功，皆受官禄田宅财物，各以恩深浅报之（《汉书•宣纪》，又见《张安世传》有删节。）。

太尉官罢久矣。丞相兼之，所以偃武兴文也。如国家不虞，边境有事，左右之臣，皆将率也。夫宣明教化，通达幽隐，使狱亡冤刑，邑亡盗贼，君之职也。将相之官，朕之任焉。侍中乐陵侯高，帷幄近臣，朕之所自亲，君何越职而举之？尚书令受丞相对（《汉书•黄霸传》：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，侍中，贵重，霸荐高可太尉。天子使尚书召问霸。）。

百姓或乏困，盗贼未止，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。三公非其人，则三光为之不明。今首岁日月少光，咎在臣等（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：丞相丙吉年老，上重焉，望之又奏言云云。上以望之意轻丞相，乃下侍中等诘问望之。）。

更生前为九卿，坐与望之、堪谋排车骑将军高、许、史氏侍中者，毁离亲戚，欲退去之，而独专权。为臣不忠，幸不伏诛，复蒙恩徵用，不悔前过，而教令人言变事，诬罔不道（《汉书·楚元王交附传》：更生使外亲上变事，逮系狱，下太韦玄成、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，劾更生。）。